錄音製作行業舉步維艱: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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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音樂地圖
    • 201907/1506:28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公佈《2019年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計劃》,明確2019年推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6大重點任務、106項具體措施。媒體和業界注意到,此次有配合做好《著作權法》的修訂工作。《2018年中國網絡版權保護年度報告》中認為,2018年中國網絡版權保護雖取得重大進展,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比如:現行著作權法律制度不能適應產業發展新需求,內容產業「重產輕質」創新能力不足,版權國際應對面臨更多挑戰。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中國唱片集團有限公司和國際唱片業協會聯合主辦了關於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的沙龍,行業組織、唱片公司、歌唱家和法學學者齊聚一堂,再次強烈呼籲賦予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

    ◎在國際上,1961年通過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製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和1996年通過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均確認了錄音製作者的公開表演權和廣播權。但在中國,目前這兩項權利是空白的,且錄音與電影不同,錄音是製品,電影卻是作品,在《著作權》中所能獲得的保護程度是天壤之別。電影作品有電影發行權、電影放映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複製權等多達17項權利。摩登天空副總裁范雪分析道,錄音製作者大量投入製作成本,但行業回報比卻非常低。如果廣播權、公開表演權這些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更是沒有獲得報酬的權利,那扶植好的音樂人、產生優秀的音樂內容可謂是舉步維艱。

    ◎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秘書長郭禾表示著作權框架應當根據經濟的形勢來調整,以前的著作權框架更依賴於複製,而當前的著作權框架應更依賴於傳播。廣播和公開表演權都是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在著作權法修改過程中增設錄音製作者的這兩項重要傳播權利。北京知識產權研究會會長孫國瑞指出,目前錄音製作者與互聯網平台談判不對等,嚴重打擊錄音製作者傳播作品的積極性,更使得錄音製作者的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迫在眉睫,只有通過這兩項權利讓創作者和傳播者都興奮起來,讓創作者回流市場。

    ◎數據顯示,2018年錄製音樂在廣播組織和公共場所中使用的收入進一步攀升,增幅9.8%,達27億美元,佔錄製音樂行業總收入的14%。全球錄製行業來自表演權的收入為27億美元,在中國這部分收入卻為零。廣播權和公開表演者應該是錄音製作者的標配,只有讓錄音製作者的利益不在市場倒掛,使得錄音製作者除了已經變成殭屍權利之外還有收益,這才是音樂行業的良性循環,因此兩權立法對於音樂行業持續發展性命攸關的問題。

    詳細全文:

    長期以來,我國《著作權法》未賦予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錄音製作行業舉步維艱。此次《著作權法》修訂是否會給行業帶來轉機?6月19日,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對外公佈了《2019年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計劃》,明確2019年推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6大重點任務、106項具體措施。媒體和業界注意到,此次有配合做好《著作權法》的修訂工作。

    在2019年4月發布的《2018年中國網絡版權保護年度報告》上,報告認為,2018年,我國網絡版權保護雖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也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比如:現行著作權法律制度不能適應產業發展新需求,內容產業「重產輕質」創新能力不足,版權國際應對面臨更多挑戰。2019年6月30日,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中國唱片集團有限公司和國際唱片業協會聯合主辦了關於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的沙龍,行業組織、唱片公司、歌唱家和法學學者齊聚一堂,再次強烈呼籲賦予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為什麼這一次《著作權法》的修訂會引起業界這麼高的關注度?

    先了解一段歷史背景。1990年我國製定了《著作權法》並於1991年實施之後,2001年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夕進行了一次修改,解決了迫切需要解決的網絡版權保護等問題。第二次《著作權法》的修訂完成於2010年,背景是當時中美WTO知識產權訴訟案的裁決結果要求我國對《著作權法》第四條的違禁作品規定作出修改,該次《著作權法》修改只調整了兩處內容:一處是修改了違禁作品的規定,另一處是增加了著作權登記的規定。

    《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其實已經於2011年啟動,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未能完成第三次修訂。對比《商標法》已經完成了第四次修改,《專利法》的第四次修改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中。相當於現行行業所依據的《著作權法》,已經是距今約十年了。錄音製作者目前所享有的權益來看,一共有四項:複製權、發行權、出租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十年間,不僅僅是音樂行業,互聯網行業的變化也是顛覆式的,完成了從PC端向移動端的轉移。而從音樂行業實際的市場環境來看,複製權和發行權依賴的實體唱片市場在過去20年中不斷下滑;出租市場從未建立,出租權形同虛設;使用者付費模式還未成熟,信息網絡傳播權收益不穩定。相當於目前錄音行業所擁有四項權利,前三項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了,淪為了殭屍權利,僅靠信息網絡傳播權與互聯網平台談判取得收益。

    據了解,在國際上,早在1961年通過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製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和1996年通過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均確認了錄音製作者的公開表演權和廣播權。目前世界上已有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賦予了錄音製作者對其錄音製品享有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其中包括了幾乎所有的亞太國家和地區。但在中國,目前這兩項權利是空白的。並且,錄音與電影不同,錄音是製品,電影卻是作品,製品與作品看起來只有一字之差,在《著作權》中所能獲得的保護程度卻是天壤之別。電影作品有電影發行權、電影放映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複製權等多達17項權利。

    對此,正大音樂總裁蔣濤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代理總幹事周亞平都對此提出了質疑。「錄音製作者在錄音製作的過程中並不是單純機械地加工,而是加入了錄製者、表演者對歌曲的理解,對作品進行了創作性的藝術修改,這創造出的隱形價值附著在作品上。」蔣濤表示,聽眾聽到的錄音作品,其價值在於這首歌曲,而不是單獨的念詞或讀譜,因此應該給予錄音製作者相應的權利,這是對於錄音製作者勞動價值的認可與尊重。周亞平認為,立法將錄音定義為製品而不是作品,但其實錄音作品與電影作品創作邏輯相同、從創作層面而言沒有區別,一首歌曲的詞曲實質上是依靠錄音製作者完成藝術審美。

    中國唱片集團總經理樊國賓分析指出,目前中國音樂市場的生態存在問題,2006年後的斷崖式下滑,徹底打破全案策劃製作、銷售、推廣的產業鏈,取而代之的是流量為王的商業邏輯,這導致錄音製作者沒有精力深挖真正有價值的內容。「一張唱片現在能賣5000張」就是很好的銷售成績了,按照60元/張來算,也就是30萬的收入,但大部分獨立音樂人是賣不到這個成績的。但反過來說,現在唱片的投入基本都是幾十萬,不少唱片現在的投資額都過了百萬。」

    摩登天空副總裁范雪對音樂財經分析道,錄音製作者大量投入製作成本,但是行業回報比卻非常低,承擔了幾乎所有的投資風險。范雪表示,法律和合理規則應該給予錄音製作者以公平性,如果廣播權、公開表演權這些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更是沒有獲得報酬的權利,那扶植好的音樂人、產生優秀的音樂內容可謂是舉步維艱。那麼,這一次《著作權》修訂,缺失的兩權這一次是否能順利明確呢?從行業人士的角度來看,都對於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的立法抱有信心。

    從廣播權角度來看,一方面,根據廣電總局公佈的《2018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統計公報》,2018年全國廣播電視實際創收收入達到5639.61億元人民幣,全球排名第四位。而另一方面,中國本土錄製音樂產業產值只有35.16億元人民幣。雙方的體量相差何止上百倍?廣播電視行業完全有能力向錄音製作者支付這一費用。

    從公開表演權來看,對錄音製作者的音樂進行商業使用促使許多商家獲得成功,公開播放背景音樂對消費者的行為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並提高商家的收入。背景音樂可以幫助商家營造良好的氛圍促進消費。一方面,錄音製作者為創作優質音樂而投入的大量的勞動、時間和資金;而另一方面,機場、飯店、酒吧等商家在利用錄音製品吸引客戶並增加營業收入時,卻不向創作這些錄音製品的製作者支付一分一毫的使用費,這既與市場經濟公平原則相背離,也與民法公平原則相背離,對錄音製作者嚴重不公。

    從藝人端來看,由於藝人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唱片公司對詞曲、編曲、錄製、宣傳等大量投入(佔唱片公司收入的三成),而唱片公司權利缺失、收益受損,對藝人的職業生涯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紅旗飄飄》的演唱者、曾任東方歌舞團副團長的國家一級演員、歌唱家郭蓉表示,她幾乎沒有享受到版權方面的收益,但隨著對法律和版權的認知逐漸覺醒,意識到立法不健全會導致音樂市場各自為營的碎片化局面,沒有法律很多行為就沒有辦法有效阻止。同是國家一級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東方歌舞團女高音歌唱家劉玉婉參與了今年4月的著作權法修改的實地調研,在沙龍上跟大家分享了調研情況,認為增設錄音製作者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非常必要,她作為政協委員將積極反映行業訴求、呼籲立法部門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公平的市場規則,讓藝人和錄音製作者在自己的音樂被使用時,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秘書長郭禾表示著作權框架應當根據經濟的形勢來調整,以前的著作權框架更依賴於複製,而當前的著作權框架應更依賴於傳播,時下流行的網絡、流量等概念也是基於傳播。廣播和公開表演權都是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在著作權法修改過程中增設錄音製作者的這兩項重要傳播權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知識產權研究會會長孫國瑞通過分析推進著作權法修改的歷程及唱片行業現狀指出,這些歸根結底是制度層面的問題,目前錄音製作者與互聯網平台談判不對等,嚴重打擊錄音製作者傳播作品的積極性,更使得錄音製作者的廣播權和公開表演權迫在眉睫,只有通過這兩項權利讓創作者和傳播者都興奮起來,讓創作者回流市場。牧雲音樂基金常務理事張利賓律師從自己為音樂行業提供法律服務的經驗和思考對兩權立法發表見解,他認為在目前音樂行業的狀態低迷,整體形勢在變化,互聯網巨頭出現,與頭部公司強強聯手,行業業態出現層級,但同時這種業態又是流動的。

    根據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於2019年4月發布的《全球音樂報告2019》,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全球錄製音樂市場在2018年增長了9.7%,這是連續第四年實現增長,2018年的總收入為191億美元。中國則繼2017年首次躋身全球前十大音樂市場後,在2018年排名上升至第7位,這得益於中國音樂流媒體平台的迅速發展,來自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收入也反過來滋補了唱片公司的投資和創新。但這部分的收入是基於市場份額和流量的,通常兩三年一輪談判授權,大部分獨立廠牌和唱片公司難以擁有安全感。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著作權法》修訂,錄製音樂行業如此關心兩權能否確立的原因所在。

    數據顯示,2018年錄製音樂在廣播組織和公共場所中使用的收入進一步攀升,增幅9.8%,達27億美元,佔錄製音樂行業總收入的14%。全球錄製行業來自表演權的收入為27億美元,在中國這部分收入卻為零。周亞平說,「廣播權和公開表演者應該是錄音製作者的標配,只有讓錄音製作者的利益不在市場倒掛,使得錄音製作者除了已經變成殭屍權利之外還有收益,這才是音樂行業的良性循環,因此兩權立法對於音樂行業持續發展性命攸關的問題。」張利賓總結道:「只有界定清楚權利,合理設計權利,才能實現音樂產業的流動效應,用權利反哺行業生態。」

     

    中國音樂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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